悠久历史的四川蚕桑丝绸业

　　前言：四川蚕桑丝绸源远流长，已有6000多年历史,是中国蚕丝业发祥地之一,素称“蚕丛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经历了源于上古,兴于秦汉,盛于唐宋,停滞于元,恢复于明清的历史过程。民国时期,也经历了繁荣、衰落、复兴和凋敝。自古农户、百姓多以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为家庭副业。每岁收茧缫丝季节,社会经济活跃。蚕丝织品不仅可用于折税抵赋,常为国家府库所藏。蚕桑丝绸不仅以其独特功能推动政治、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中国悠久辉煌文化的重要代表，对人类文明有着重要影响和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四川蚕桑丝绸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桑、蚕、种、茧、丝、绸、服装、内贸、外贸、机械、检验、科研、教育自成体系,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品类繁多的外向型支柱产业，对发展当代四川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四川不仅成为中国最大最重要的茧、丝基地和重要的丝绸产品基地,而且在世界丝绸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远古时期的蚕丝业

　　四川蚕业起源远古。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聚居在岷江上游河谷的蜀山氏族,发现野蚕结茧,丝可织帛，长期畜而饲之,驯化为家蚕。古籍中屡有氏族首领蚕丛教民养蚕的记述。“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①“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诗》曰:‘蜎蜎者蜀,烝在桑野,榛榛狉狉,缘山徧野’。有蚕丛者,教民畜而饲之,民被其利,因王之曰蚕丛。”“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养蚕,后人感之,尊祀为神,并在成都府治之西南建筑一蚕丛祠,俗呼青衣神。”®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古蚕丛氏墓在成都县西南隅、圣寿寺侧、金花桥东,在成都府西、双流县南、郫县、青神县皆建有蚕丛祠或丛帝庙、青衣庙。由是,后人多以“蚕丛”二字代表巴蜀,称巴蜀为“蚕丛古国”。

　　古时巴蜀已有蚕桑起源神话,《太平广记》、《搜神记》、《蜀图经》等古籍皆有蚕神马头娘之说;以后演化为轩辕黄帝的元妃嫘祖始蚕治丝的传说，嫘祖被后人祀为先蚕,这些神话反映出从野蚕到家蚕的始源(近年盐亭县考证，唐代盐亭隐士、韬略家、李白之师赵蕤于开元年间为修茸该县金鸡镇嫘轩宫所作碑记《嫘祖圣地》称:“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至今盐亭县金鸡、高灯两镇民间世代流传嫘祖治丝的传说，尚有与嫘祖有关的历史遗址、人文地名、宫观庙宇和出土文物)。夏禹时巴蜀已有丝织品,“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70年代中期,成都交通巷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蚕纹铜戈,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中嵌有众多人物繁忙采桑图像，均证实巴蜀蚕桑起源之久远。

　　早在战国时期，蜀中织锦业已渐兴起。蜀锦成为与西南地区各部族交换的重要商品。与毗邻地区互通有无，遂开辟并逐渐形成一条从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古身毒国)、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国际文化交通商道，史称“蜀身毒道”,即后世所称“西南丝绸之路”(或称“南方丝绸之路”)。据考证,这条古道比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使西域开辟的“西北丝绸之路”和《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东南“海上丝绸之路”要早两个世纪。这条古道在历史上促进了亚、欧各国同中国的往来,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交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川丝织品外输,秦汉以后以西北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

　　中国古有帝亲耕,后亲蚕;男子亩,女子桑的传统,封建社会治国多实行“农桑并重”、“耕织并重”的国策。西汉文、景、元诸帝和东汉明帝,均诏后妃饲蚕，为天下先,至西汉晚期,“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巴蜀“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蜀中官吏、百姓“环庐树桑”,“栋宇相望,桑梓连接。”®奴僮植桑“三丈一树，八尺为行，果类相从,纵横相当。”

　　三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临淄、襄邑丝织业迭遭破坏,丝织业中心逐渐西移巴蜀，这是中国古代丝织业的一次大转移。蜀汉财政困难,鼓励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诸葛亮提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丝织业成为蜀政府重要财源,官吏俸禄、调拨军资、睦邻邦交和赏赐臣下多用蜀锦。并实行“暂息众设，专心农桑”的政策,郡守、县令均以劝课农桑为职守,促进巴蜀蚕业发展，与齐鲁同为全国两大蚕业基地。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称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

　　相传诸葛亮在葛陌(今双流县境)亲自植桑800株,以鼓励官吏、百姓栽桑养蚕。其时，丝织品总称“缯帛”,按其织纹可分锦、罗、纱、缟、绢、油、绫、绮等类,锦的配色已达四五色,并已采用金丝、银丝技术，在全国织锦业中具有特色。汉代精美、名贵的织锦和刺绣,被誉为汉代丝织技艺的“双璧”。蜀汉置“锦官”监造绫锦,并设官营纺织机构，为朝廷和官府制作蜀锦及其服饰,民间则有大小作坊。成都是丝织生产经营中心，“阁阖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据《华阳国志》、《水经注·江水篇》、《四川通志》等史籍记载,成都江水濯锦则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故成都因此得名“锦城”、“锦官城”,江水曰“锦江”。蜀汉与魏、吴常处于战争状态,但魏、吴仍通过各种渠道购置蜀锦。“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随着蜀汉对云南、贵州的扩张,诸葛亮曾派锦工到滇黔苗、侗族地区传授织锦技术，故后世苗、侗族人民皆称其锦为“武侯锦”、“诸葛锦”。

　　两晋南北朝及隋代,蜀中在推行均田制时,计口授田,除男授80亩、女授20亩露田外,每人另给20亩永业田作桑田,对发展蚕桑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此时,巴蜀丝织品主要分布在蜀郡、广汉郡、犍为郡、梓潼郡、巴郡和巴西郡,其生产规模、织造技术、产品质地风格保持着秦汉三国时期的水平，平稳发展。由于隋王朝的奢侈,朝廷和官家加剧对丝织品掠夺,蜀中进贡大量绫锦织物,有的郡县通以本地所产绸帛为贡品和官员俸禄。南朝宋时,丹阳郡守山谦之从巴蜀招募织锦工百人在宛城斗场建立官营的织锦工场“斗场锦署”(管理织锦机构),蜀锦技术由此远传江南。

　　唐代四川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带来了历史上蚕丝业的鼎盛时期。民间栽桑养蚕、缫丝织造蔚然成风。丝织业分布广，生产规模大,官营锦坊和民间丝织手工业均甚发达，织造技术高度发展,织物组织结构日趋复杂，纹饰精良，尤以织锦技术更臻成熟.唐宋时期的蜀锦,代表中国古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名满天下。唐初，蜀锦技艺从织纹、图案到色彩已有重大改革。至中唐,织锦从经线提花到纬线起花，从经锦到纬锦,是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一个重大突破。当时,蜀锦构图严谨，造型完美,以写实花鸟、禽兽以及斗雉、斗羊、翔凤、游麟等为主的装饰题材，多纹样雍容华贵,成为唐代蜀锦的特征。印染技术也有很大发展,蜀锦染色达20余色,以红为主,所谓“蜀中绯色天器下重”,使蜀锦纹饰繁茂,色彩鲜艳,独具特色。

　　唐代丝织业分布已很广泛，织绢主要产地有益(今成都)、彭(彭县)，蜀(崇庆)、汉(广汉)、梓(三台)、遂(遂宁)、绵(绵阳)、剑(剑阁)、简(简阳)、资(资中)、眉(眉山)、嘉(乐山)、邛(邛崃)、雅(雅安)、陵(仁寿)、普(安岳)、果(南充)、阆(阆中)、巴(巴中)、蓬(蓬安)、集(南江)、壁(通江)、渠(渠县)、通(达县)、开(开县)、合(合川)、利(广元)、龙(江油)28个州,约占全国87个产绢州的三分之一。益、蜀、汉、彭等州还盛产蜀罗(有单丝罗、高梭罗、白罗、黄罗和五晕罗等品种)。后来织金罗的出现，把织造技术提到新水平。

　　唐中宗嫁安乐公主时,巴蜀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发丝,身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能见之，是唐代蜀罗最精织造技艺的代表作。此外，唐代较著名的丝织品有遂州的樗蒲绫、梓州的水波绫、绵州的盘条绫、嘉州的鸟头绫、阆州的重莲绫、陵州的鹅溪绢、彭州和汉州的交梭纱以及汉州、绵州、普州的双训(丝绳)等。当时官营的丝织机构，中央的少府监下辖织染署，宫廷内设“内八作”和掖庭局，专门织造宫廷用锦;两京及各大州设“官锦坊”。四川盛产丝织品的州，多设官营的绫锦作坊。

　　唐高宗、德宗、宪宗年间,成都每年春三月在乾元观、龙兴观、严真观开蚕市,不仅交易蚕器、农具、花木、草药等货物,而且成为各行各业物资交流、道教活动和官僚富豪游宴行乐的场所。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著有《蚕市文》。两宋及以后年代,成都及附近州县仍沿袭春三月开蚕市的习俗。苏轼在眉州著有《蚕市诗》:“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四川向朝廷贡纳的丝织品品类繁多,数量巨增，成为唐王朝的重要财源。《唐书》记载，益州以罗绸绫绢供春彩(彩帛)，一次贡赋即调征彩帛10万匹。中唐以后,蜀锦成为著名纺织品行销全国,远销海外,至今日本尚保存唐代蜀锦。

　　虽然唐代四川丝织业相当发达，但唐代前期朝廷规定章服等级制度严格,一般官吏、庶民不得服用高级丝织品，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流通为官府所控制，产品全部上交，民间不得自由买卖。开元十六年(728年)规定:“应诸服袴褶者,五品已上,通用油、绫及罗;六品已下小绫,除幞头外,不得服罗、縠及著独窠绣绫”。“流外及庶人,不得著䌷、绫、罗、縠”。安史之乱以后,章服等级制度弛废,军将、士卒都可服用高级丝织品,加之以后奢侈之风盛行，丝织品消费量大增,进一步推动了丝织业的发展。

　　由于五代宋初战乱影响，四川蚕桑丝织业一度发展滞缓。北宋政权确立后,大力恢复发展农桑,四川农业和蚕丝业迅速恢复发展,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几遍全川,丝织技艺达到新的高度,四川与江、浙同为全国三大丝织业中心,是继唐代之后,四川丝绸业又一繁盛时期。唐代及以前,四川丝织业中心俱在成都及川西地区,宋代,川中北地区兴起了以梓州为中心的新的丝织业中心,梓州已有机织户数千家。

　　宋代四川丝织物有绫、罗、绸、缎、纱、绢等品类,织造精美，质地优良。缎类织物，史家有说始于宋,有说始于唐。唐代丝织物已发现缎纹组织,但宋元以来缎类织物使用渐广,陆续出现捻金番缎、俏金缎、妆花缎、织金缎、暗花缎和巴缎等,至明代缎纹组织才被广泛运用，流行于世。宋代蜀锦品类甚多，元人费著《蜀锦谱》所列宋代蜀锦分4等39种,图案繁多,色调素雅,提花精确，锦面平整细密,织锦工艺能把诗画带入织锦、刺绣,水墨晕色如实织出,格调清秀、典雅,使宋代蜀锦富有诗情画意,颇具地方特色,史称“宋锦”。

　　北宋成都织锦艺人根据唐人“桃花流水查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诗意,创制出“落花流水锦”,在组织、图案、配色等方面不拘一定形式，但充分体现落花与流水这一主题,形成独特流派，至元明清时期,江、浙、鲁、闽、晋等省的锦缎作坊都因袭并发展“落花流水锦”这种风格和流派。随着丝织业的繁盛，宋代四川染色工艺也有很大发展，除开采使用丹青、石青、石黄、粉锡、铅丹等矿物染料外,农村种植红花、蓝草、皂斗、艾等植物染料,城市出现了专门出售染料的染铺。宋时四川开始用锦类丝织物装裱书画碑帖,这一技艺沿袭流传至今。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朝廷从四川调200名锦工到京师创设“绫锦院”。

　　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成都府尹创办“成都府锦院”,初有军匠80人,后发展到有机房127间,织机154台，军匠580多人，年产锦缎1500余匹。锦院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工序严格,技艺水平相当高。南宋时,战马来源枯竭,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成都建立“茶马司锦院”，按购买战马需要织造绫锦衣被，折支马价。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茶马司锦院与成都府锦院合并。从北宋乾德五年至南宋乾道八年(967年~1172年)的200多年间，每年国库收入的锦绮等高级织物约9600多匹，其中四川织造的约占20%。

　　元明两代,四川丝绸业基本处于徘徊、停滞时期,四川作为全国丝织业中心的地位大大降低。元代四川织锦的技术、风格均仿宋时,特点在于凡锦大都加金织造,织金技艺超过宋时，在织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元代流行全国的长安竹、天下乐、雕团、狮团、象眼、宜男、方胜、宝界地、八笞晕和铁梗镶荷10种织金锦,被誉为“四川十样锦”。

　　明初,政府实施劝课农桑和发展丝织业的政策,使四川蚕桑丝绸业有一定恢复发展。洪武年间(1368~1398年),朝廷规定:凡民田五亩到十亩者，植桑麻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不种者交绢一匹;屯田士兵每人种桑枣百株。这些规定，促进了四川茧丝的发展.时川北阆中、苍溪等地方,“桑株茂盛,绿阴冉冉,女桑姨柔,参差墙下”。当时著名的山西潞绸、福建缕缎,都是采用间茧缫制的水丝。明代四川布政使司下设染织局,蜀王府设织锦坊,织造锦缎贡物，但规模不大,产品不多而价甚昂。明末,四川因兵燹祸惨,丝绸业遭受空前浩劫,锦城成都户籍骤损，逃亡过半，锦工、织户留川者不多。《华阳县志》称:“蜀自明季兵燹后,锦坊尽毁,花样无存,今惟天孙锦一种，传为遗制云。”

　　清代实行农桑并重国策,鼓励发展蚕桑,屡有劝课农桑谕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四川州县官府大力提倡栽桑养蚕,发展丝织业,使蚕业迅速恢复发展。“蜀中墙下树桑,宅内养蚕,习以为常”。

　　乾隆时绵竹知县安洪德著《种桑法》、《养蚕法》,分别列陈技术要点,刊示各乡,指导农民栽桑养蚕。道光时广元知县曾逢吉按蚕事活动绘制《蚕桑十二事图》,由小楼氏雕镌成碑画(现存广元皇泽寺),以劝课蚕桑。咸丰时西充知县明令“谷雨之后,停征停讼,差不下乡,不误蚕时。”清代四川蚕桑分布较广,其中以的阆中、南充、西充,川西的成都、华阳、双流、温江、大邑、邛州,川南的内江、仁寿、井研,川东的巴县、江津、长寿、万县、忠县等州、县盛产蚕茧。清代中叶,四川丝织业由原来相对集中在川西、川北地区,发展到川东、川南。丝织名品除蜀锦外,重庆的巴缎、乐山的嘉定大绸闻名全国,南充的花素绸、花绫、湖绉和阆中的川北大绸都是当时名品。清代丝织业以官营为主，在南京、苏州、杭州等丝织业发达城市建有织造衙门。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南京,控制苏、杭一带,清王室乃将原设江宁(今南京)的织造府迁建于成都，为宫廷织造各色锦缎。清代蜀锦纹样仍仿唐宋,但大量采用如意、博古、龙凤、婴戏和福禄寿喜、梅兰菊竹为题别具一格。晚清时期织制的“方方”、“雨丝”和“月华三闪”三种锦缎装饰、构思、风格上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蜀锦史上谓“晚清三绝”。1908年,蜀锦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金奖。

　　四川以丝绢为田赋始于东汉章帝时广安一带,以后历代多以丝绢缴纳赋税，数额仅次于米粟。三国时期,每户岁征绢帛2疋、丝绵2斤。晋代丁男每户征收丝绢3疋、丝绵3斤,妇女及不及龄之次丁减半。六朝时代不仅征收绢帛丝绵，桑椹亦可当租,以响军粮。隋朝国库渐丰，税额减少,每户征收帛1疋，后减为2丈丝绵0，5斤。唐代规定征收赋税为绢、丝、布，随乡土所出,每丁绢、绝丝各2丈,布则2.5丈,输绢绝者绵3两,输布者麻3斤。宋代征收数额倍增于唐，先按唐制缴纳丝绢织品，后改两税法,以钱为赋,但夏税仍缴纳丝织品。宋代还创立“和买绢”办法,春季官府预贷库钱于民,夏秋民输绢于官,预约买卖,和平交易,故又称“和买”、“预买”。元代征夏税丝1.6斤。明代夏税收麦,秋税收米,不再征收丝绢丝品。

　　有关古代缫丝车描绘，最早见诸宋人楼涛的《耕织图》,其具体结构不详。四川在元代以后,缫丝车结构有较大改进,至明代普遍使用足踏两人缫丝车,煮缫分业。清代的丝织机构造相当复杂,编织技术出现较多的重组织和变化组织。1899年,川人卫杰于直隶蚕桑局编撰的《蚕桑萃编》称:“制机之法,各省俱能为之,其佳者唯吴、蜀。”四川博物馆收藏清代嘉、道年间的一台木质蜀锦织机，比明代织机趋于完善和精巧。

　　四川省丝绸协会特邀副会长李伟提供